译文
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子孙,我已去世的父亲字伯庸。
岁星在寅那年的孟春月,正当庚寅日那天我降生。
父亲仔细揣测我的生辰,于是赐给我相应的美名:
父亲把我的名取为正则,同时把我的字叫作灵均。
天赋给我很多良好素质,我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
我把江离芷草披在肩上,把秋兰结成索佩挂身旁。
光阴似箭我好像跟不上,岁月不等待人令我心慌。
早晨我在大坡采集木兰,傍晚在小洲中摘取宿莽。
时光迅速逝去不能久留,四季更相代谢变化有常。
想到草木不断地在飘零凋谢,不禁担忧美人(代指君王)也会日益衰老。
第一章(被贬)53行:诗人从自己的家世和出生写起,回顾了自己有生以来的努力、追求、奋斗以及所遭受的失败,满腔悲愤地表述了矢志不渝的精神和九死未悔的态度。
第二章(反思)38行;接着面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反思。毕竟惨遭失败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诗人以“路径似未看清兮”领起,先以“退身修整服装”一般地表现自己的反思,但仅如此则缺乏波澜,且难以深入,所以借“家姐”这个人物从反面来责备、劝说,以逼出“找舜帝评理去”一节,既深化了反思,又强化了情感。连情谊最亲密、对自己最关心的“家姐”,也如此责骂、劝说,世上还有谁能理解自己呢?一气之下便“找舜帝评理去”。反思的结果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
《离骚》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即自“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嬃之婵嫒兮”,至“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为后一部分。
前一部分描写屈原对以往生活经历的回顾。叙述屈原出身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家庭及其生辰名字;描写他自幼就努力自修美德、锻炼才能,并决心报效楚国的愿望;描写他激励引导楚王“及前王之踵武”,使楚国富强的理想,和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然而由于屈原的政治理想和改革的实践触犯了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招致了他们的重重迫害和打击,诽谤和诬蔑漫天而来,而楚王也听信谗言,疏远和放逐了屈原;就在此时,屈原为实现理想而精心培植的人才也纷纷变
《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 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 人鲜明的个性光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离骚》的创作,既植根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诗中又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所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
《纲要》全诗以叙事为脉络,分为五大章。就情节结构上来说
第一章(被贬)从家世和出生写起,诗人回顾了有生以来的奋斗及其不幸遭遇,
第二章(反思)接着面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反思,经过反思,坚定了信念,
第三章(再试)又积极地重新求索,然而上下求索后却没有结果,
第四章(徘徊)诗人又陷入苦闷与徘徊之中,
第五章(他投)最后虽然在通过审慎思虑后决定西去,但充满憧憬的西去还是因为“眷顾楚国”而决然中途放弃。结果只能选择“以死殉国”。
在五大章的基础上,全诗也可以分为
《离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汉代以后,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究其原因,似可归功于屈原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西汉贾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拟。司马迁向以“立德、立功、立言”自励,“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却惨遭宫刑,司马迁从“屈原放逐,著《离骚》”的事迹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完成了《史记》的撰述。梁代钟嵘《诗品》说李陵的诗作“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陶渊明《感士不遇赋
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还是作于屈原被流放时。《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楚怀王疏远。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离骚》本身找证据是个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被放逐之后所作,但这并不足信。因
深深植根于现实盼积极浪漫主义
中国文学观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源远流长,现实主义导源于《诗经》,浪漫主义导源于《楚辞》。《离骚》的浪漫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离骚》展现了作者爱国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为实现这种理想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他殷切希望楚国能实行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美政”,再现尧舜禹汤文武和三后那样的自己心目中的盛世,所以他极力赞颂道:“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他为了理想,坚持不懈,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第二是大量的浪漫主义手法。作者插上幻想的翅膀,尽情驰骋,
屈原在《离骚》中,成功地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丰满、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体现了屈原的伟大思想和崇高的人格。
首先,这是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他有明确的“美政”思想,这与屈原改革弊政,联齐抗秦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其最终目的是要“及前王之踵武”,使历史上曾兴旺发达的“三王”政绩发扬光大。亦即由楚国统一天下,使百姓安居乐业。“美政”思想的实质是要巩固楚王的统治,它充满了儒家美好政治的色彩,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要求,屈原不但有美政理想,也有实现它的具体办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君明臣贤”。要有好的国君,还要有忠于国君并且有才干的大臣加以辅佐,君臣和谐才能
参差不齐的句子形式
《离骚》吸取楚地民歌的语言特点,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句式,把句式加长,扩大了诗歌的容量。屈原不仅采用灵活变化的民歌句法,又在此基础上吸收了战国时散文的句法,在作品中使用了“路漫漫”、“长太息”等,从而创造了一种节奏分明而参差错落的杂言句式。《离骚》中出现了不少“言对”,即工巧的对偶:“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还出现了一些“事对”,就是上下句所用的典故相对:“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但是这类句子在屈原作品中仅占少数,参差错落的句子占着绝对的优势。从节奏效果看,《诗经》倾向于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楚国有名的辞赋家宋玉、唐勒、景差都受到屈原的影响。屈原投江自尽的日子相传是农历五月初五,即端午节。端午节最初是中国人民祛病防疫的节日。吴越一带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因屈原在这一天死去,便演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 30篇诗文 1388条名句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
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也,其说将必无可矣。”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由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者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者犹为己也。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
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乡吾本言曰:“仁人之是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今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别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
今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
子墨子曰:“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尝两而进之。谁以为二士,使其一士者执别,使其一士者执兼。是故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与?当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然即敢问:今有平原广野于此,被甲婴胄,将往战,死生之权未可识也;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越、齐、荆,往来及否,未可识也。然即敢问:不识将恶也,家室,奉承亲戚、提挈妻子而寄托之,不识于兼之有是乎?于别之有是乎?我以为当其于此也,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之人,必寄托之于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择即取兼,即此言行费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意可以择士,而不可以择君乎?”姑尝两而进之,谁以为二君,使其一君者执兼,使其一君者执别。是故别君之言曰:“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驰驷而过隙也。”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疲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与?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然即敢问: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不识将择之二君者,将何从也?我以为当其于此也,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者,必从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择即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识天下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兼即仁矣,义矣;虽然,岂可为哉?吾譬兼之不可为也,犹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愿之也,夫岂可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来,未尝有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
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此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而群对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
且不唯《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屦,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词说于上帝鬼神。即此汤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汤取法焉。
且不惟誓命与汤说为然,《周诗》即亦犹是也。《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古者文、武为正均分,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武取法焉。不识天下之人,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犹未止。曰:“意不忠亲之利,而害为孝乎?”子墨子曰:“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与?意以天下之孝子为遇,而不足以为正乎?姑尝本原之。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意以为难而不可为邪?尝有难此而可为者,昔荆灵王好小要,当灵王之身,荆国之士饭不逾乎一,固据而后兴,扶垣而后行。故约食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灵王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进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当此之时,不鼓而退也,越国之士,可谓颤矣。故焚身为其难为也,然后为之,越王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昔者晋文公好粗服。当文公之时,晋国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练帛之冠,且粗之屦,入见文公,出以践之朝。故粗服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文公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是故约食焚舟粗服,此天下之至难为也,然后为而上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乡其上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不可胜计也,我以为则无有上说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
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